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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嵩縣百科  > 所屬分類  >  任職嵩縣人物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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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康基淵

    康基淵世系康基淵世系

    康基淵,字靜溪,山西省興縣人。清乾隆十七年(1752)進士,二十八年(1763)任嵩縣知縣。到任后首先察訪民間疾苦,病源所在,凡訴訟、錢糧、倉儲、水利、教育諸政,無不逐項整理,皆有條理。

    嵩縣土地瘠薄,少旱即歉,加之明末戰亂,水利失修,基淵親自勘探舊址和尋找水源。凡山澗細流可以利用就開挖渠道,引水灌田,連同修復舊渠18條,灌田6.2萬余畝。

    嵩縣地處深山,文化落后,為了發展教育事業,康基淵著手清查地方絕業(有地無人)及廢剎、古廟土地若干畝,以建置社學32所。教養生徒,條目詳備。

    嵩民例有向上貢輸百合之苦,基淵發覺后即于城西郊買田40余畝,雇專人種植百合,年收入千余斤,以解民困。其母教四郊婦女以養桑蠶取絲。

    由于康基淵善政累累,惠及于民,乾隆三十四年(1769)離任時,嵩民在老城二道街建“康公祠”以示懷念。后,歷任甘肅鎮原、蘭皋知縣及肅州知州。任職期間,仍率民興修水利,改屯歸田,種樹造林,建置社學等,善政尤多。后因甘肅監糧獄起,以掛誤免職。乾隆四十四年(1779)擢升江西省廣信府知府。基淵赴任時,肅州人士攔道哭留。為紀念其功績,建立“德政坊”1座,刻其善政16條于石。

    江西廣信府土俗重男輕女,生女者多溺死不養。基淵發覺后,一面剴切教育,一面嚴令禁止,并為籌款救濟。明令規定生女者要求報告官府,注冊登記,以便稽查保護。一年間,全活女嬰數千。上司推廣其法于其他各縣。不久病卒。乾隆五十年(1785)其兄茂園將其移葬于河北王屋山下。

    著有《南圃文鈔》、《家塾蒙求》、《女學纂要》及《嵩縣志》諸書。其事跡收入《清代七百名人傳》。(摘自《嵩縣志》)

    目錄

    上善若水康基淵  作者:萬志敏編輯本段

       秋日的嵩縣大地,層嶺堆秀,群山披翠,金風送爽,禾稼蔥蘢。自伊川而南,洛欒通道蜿蜒其中,車流如織,穿梭來往。通道兩側市鎮、村居錯落有致,掩映在綠樹叢中,縣城樓盤高聳,鱗次櫛比,人群熙攘,市聲可聞,或閑步游園,或購物商場,儼然一派繁盛景象。但見陸渾湖遠涵天色、一汪深碧,天池山青翠欲滴、石清水澈。嵩南一帶,白云山、木札嶺層巒疊嶂,郁郁蔥蔥,游人至此,洗心凈腑,樂而忘反。村邊路旁,山谷溪澗,空氣清幽,秋色怡人,銀杏葉漸黃,槲櫟葉欲紅,各色雜陳、皴染在渾莽無垠的蒼嶺秀嶂上,洵為人間仙境,不啻天然畫卷。 
      在這塊先民生息、瓜瓞綿延、歷史豐厚、遺澤流芳的嵩縣大地上,曾出現過仰韶文化、出現過遠古時期部落聚居的痕跡,出現過大禹三涂會諸侯的場景、出現過伊尹躬耕有莘之野的身影,陸渾戎遷徙于此,漢胡昭隱居于此,元德秀卜宅于此,程伊川講學于此,李白、杜甫、岑參吟詠于此,趙孟頫、楊溥、王鐸題記于此……嵩縣地處中原西部,古為周南畿輔之地,屢經朝代更替,是兵火相連、反復爭奪的要沖,自宋室南渡,帝京遠遷之后,元、明、清以降,其間崇山峻嶺,生民蕃衍,山區之僻,生路之艱,野樸粗礪多于文明通達,災禍歲祲多于風調雨順。水旱、蝗蝻、瘟疫、饑饉、兵燹、盜匪肆虐生民、浩劫連連,至明末時,嵩邑官同虛設,城為廢墟,十室九空,逃亡殆盡,幾為人間地獄。歲月遷延,時光如流,嵩縣之所以能有今日天翻地覆的變化,除了國家政體的一統、改革開放的功效、市場經濟的發展等等之外,還賴有歷代許多仁人志士以德操、以學養、以治行、以勞績運籌擘劃,用力經營,呵護嵩邑一脈文明,播灑斯民春風時雨,濡養、滋潤過這方山水,這塊土地。他們的名字有隱有顯,他們的行狀或缺或失,大多數已湮沒在歷史漸行漸遠的暗影里了,但是他們的業績風范早已匯聚成一曲黃鐘大呂,如云之飄動,如風之吹拂,在嵩縣大地上傳承播衍,永遠長存。 
      而現在,讓我們把時光撥回到249年前,有一個人正向嵩縣走來,這個人將到嵩縣興水利、建社學、勸農桑,將為嵩縣帶來和煦政風、廉實政績。他就是名垂青史的一代賢令康基淵。 

      一 

      乾隆二十八年(1763年)十二月,34歲的康基淵歷經11年的歸班銓選作令嵩縣,終于可以實現儒門弟子兼濟天下的抱負了。 
      由京師至嵩縣,漫長的1960里行程,宿驛站、行郵路,騎馬、乘騾一路風塵,開封拜會憲臺、洛陽投刺道府,輾轉而南,到達嵩境。嵩邑縣丞、典史、吏目一行迎至莘渠保(今伊川縣平等鄉)縣界,寒暄作禮之后,迤邐南上。迎接的同僚一路上指點山川、介紹風土,他時而遠望,時而點頭。冬日的伊水潦縮空闊,沙石綿延,只河心一線無語細流,岸邊楊柳葉脫枝疏,密芊芊的野草干枯蜷伏。河岸堤堰或豁或塌,糧田時見有沖刷過的痕跡,因天旱地土燥黃,冬麥依稀掛著凍霜,綠中泛白。過莘渠、新營、鳴皋,入樊村、古城各保,便見川地漸窄,伊水左側一脈山勢——九皋山漸漸突兀起來,過來田湖保,層嶺連綿,伊水緊束于山嶺間,平地至此已盡。“嵩為山高,終于看見真面目了!”康基淵在心里暗暗地說。 
      此刻,應酬接待的禮儀已畢,獨坐在縣署官舍書案前,默對著一盞青燈,室內炭火的煦暖與室外寒風掠過窗紙的嘶嘯聲混合在一起,夾雜著新來乍到的新奇與惶惑、興奮與憂惕,這一切令康基淵思緒聯翩,感慨萬千—— 
      他是山西太原府興縣城關人,雍正七年(1729年)出生,全家務農為生。康氏先人“自陜遷山西清源,又自清源徙居興縣”,“有薄田數百畝,竹園數十畝在太行山下,才足自給”。父親早逝,母親拉扯著大哥基命、二哥基田和小基淵生計艱難,“家貧至不能炊”,大哥基命“見弟基田、基淵幸聰敏,讀書過目不忘,立意玉成之,日作苦保間,以供其攻取科名”。乾隆十二年至十三年間,康氏兄弟受學于當時乞休家居的雍、乾朝名臣孫嘉淦,學業大進。乾隆十三年,兄弟二人為山西學臺保拔,就學于山西第一書院——太原晉陽書院,“相與畫粥而食,易衾而寢,自刻苦,遂著文名”。康基淵比二哥基田早五年,于乾隆十七年(1752年)考中壬申科進士,當年為太后六十大壽恩科,康基淵中三甲第111名(共158名)。這一年他23歲,正是風華正茂的時節,那知金殿傳臚、御賜瓊宴這些短暫的風光體面之后,是吏部郎中、翰林院編修這些虛職,做些抱牘行走、節錄抄謄事務的京職閑差。11年歲月里,“冠蓋滿京華,斯人獨憔悴”,鮮衣怒馬、輕裘緩帶的舊宦新達見過,潦倒零落、衣食難繼的窮官酸儒見過,“求一牧縣之令,上報朝廷、下安黎庶”,竟是遙遙難期。漫長的等待之后,終于吏部票擬出知嵩縣,是河南府西部偏僻一縣。想到行前母親的叮嚀、哥哥的囑托、妻子的溫語,不禁內心一熱。想到讀圣賢經書,作天子門生,司職縣宰,貴在格物致知,經世致用,嵩邑雖偏僻,嵩民雖窮疲,但事在人為,荊棘叢里,萬難之中焉知不能峰回路轉,別開生面? 
      上任伊始,康基淵召集僚屬、鄉紳、耆老、保正,詢問縣情、民情,舉凡刑名、錢糧、城鎮、社學、官倉、民用,乃至人情禮儀、習俗禁忌,無不熟悉。翻閱前代掌故、史志,親涉山川、市鎮,“鉤訪民隱而洞悉其源委,凡詞訟、錢糧、倉庫諸政逐事清厘,具有條理”。嵩邑的情況已了然于胸。 
      嵩邑地僻險要,幅員遼闊。論位置險要,邑境之北,“左九皋而右三涂,前七峰而后思遠,標熊耳以作揭,豁龍門以開辟,峙嵩環伊,龜鶴蟠焉。”(王鐸學記),“伊闕有成皋之險,陸渾有井陘之塞,車軌難方,馬行無列”。邑境之南,“伏牛山最長且邃,而驛亭斥堠寥寥無多。”匪患易滋,防備亦嚴,“升高可以作斥堠,依險可以結營壘”。論地域廣袤,跨連八縣(洛陽、永寧、宜陽、盧氏、內鄉、南召、魯山、伊陽),“縣境層山,多人跡所不到,正隅不能徑達”,“周方約1400余里,東西廣280里,南北袤390里”。 
      嵩邑水旱時作,災禍頻發。以明末最為頻繁,“崇禎六年(1633年),霪雨二月,平地涌泉,民屋多圮。十年(1637年)地震,有聲如雷。十一年(1638年)大旱,川竭井涸,瘟疫盛行,死傷甚眾。十二年(1639年)飛蝗蔽天,蝻蟲繼生,綠壁入室,釜甑皆滿,井水臭穢不可飲,麥禾食幾盡。十三年(1640年)大饑,流寇數往來,斗米錢十千,樹皮、蒿葉可食者皆盡。十四年(1641年)流寇破嵩城,土寇盤據,虜殺最慘,城市蒿萊可沒人。十五年(1642年),有狼十五為群,白晝噬人。”清朝定鼎后,“康熙三十年(1691年)大旱。六十年(1721年)夏無麥,秋淫雨。雍正六年(1728年),伊水暴漲,沖蕩民田廬舍。”在康基淵上任前二年的乾隆二十六年(1761)秋,“大雨五日,伊水溢,民屋田舍多沒”。除了人為的兵火浩劫,水患于嵩最烈。乾隆元年(1736年)知縣戈錦上報說:“查嵩境四面皆山,山皆有水匯于伊河。每驟雨滂沱之際,千尋瀑布間有刮去傍崖之田,而伊水狂瀾復多飄蕩臨河之地,日久月長,數以千計。或山間浮泥殆盡僅留石磧,或平原土脈無存變為沙灘,人力難施,捍御無術,此種田糧富者或吞聲賠藝,累貽子孫;貧者逃亡四境,糧無著落。奸猾者賄囑里書,暗行飛灑;守分者歲供膏血,竭蹶輸將,久而久之,害無底止。” 
      嵩民質樸愚憨,不擅治生。由于明末至清初,屢經兵燹,人煙稀少,加上自然經濟與小農社會生產力低下,民眾生活極為困苦。人口上,明萬歷年間(1573—1619年)嵩縣10052戶、35672人,順治五年(1648年)嵩縣僅4009丁,逃亡達31182人,康熙五十年(1711年)全縣僅5333丁,直至乾隆三十年(1765年)經過清初百年生息,全縣達到31288戶,145635人。土地上,嵩縣“九山半嶺半分川”,清康熙年間知縣盧志遜統計全縣土地水、旱、坡田1289405畝,康熙七年(1668年)至乾隆二十二年(1757年)共墾荒地377864畝,兩項計1677269畝,以乾隆三十年全縣145635人計,人均土地11.5畝。種植習慣上,《戰國策》中說“韓地險惡,山居五谷所生,非菽而麥。民之食,大抵飯蔬藿羹(豆類葉子做成的湯),一歲不收不厭糟糠,無二歲之食”。靠近城區嵩北一帶,以小麥、谷子為主,豆類次之。嵩南山民以玉米為主,小麥、谷子為輔,伊河沿岸雖然產稻,但數量很少。民眾多種棉,家家紡績,以供穿衣之需。其他種植品類極少。士人十之七,既讀且耕,不懂生存之道,只是安貧樂道而已。農民勤勞樸拙,沒有養家糊口的良策,種地惰于積糞,肥力不足,塍不開溝,坡地水土流失嚴重,只一味勤儉,能忍苦度日,不輕易轉徙。特別是山民最苦,沒有養牛拉犁,全部靠人力墾荒耕種,初開墾的荒地尚有肥力,兩三年后,土薄就不能耕作了,只好再墾荒地。冬春季節販運些山產糊口。多數山民成為佃戶,墾他姓荒山。市鎮的商賈大多是山西、陜西、河北之人,嵩地的民眾從事手工業者極少,只會簡單的修治屋舍、農用器具。總體來說,“嵩民性情尚習,急公而守分,質重而舒緩,川居之民儉以愨,或失之于固;山居之民憨以直,或失之悍”。民眾不善于積聚糧財,輕于舉債,由此造成的禍患很大,因借債傾家蕩產、賣兒鬻女者為數不少。 
      嵩邑社學廢棄,教育落后。嵩縣地處偏遠,民眾散居,多數不能稱為村落。原有書院兩處,一是樂道書院在縣城,一是伊川書院在鳴皋,各容納生童三四十人。后來伊川書院校舍破舊,修膏不繼,延師無力,形同虛設。前明原有社學十五所,經兵燹后無一幸存,清初先后經知縣楊厥美、成旅先后增設六所,全部在嵩北,因為沒有修膏地畝,旋置旋廢。14萬人的嵩縣僅有容納40人的一所書院,沒有一所社學,教育的落后可見。“其西南山村莊六百余處,山路修阻,從師無由,童蒙子弟及無力貧士安于固陋,莫克振興。山境數百里內乃至無一人應童子試,間有頗知延師,又多推奉差識字之民。人雖語孟,句讀不能通曉,是以民生愚昧,罔聞誦讀,雖風仍淳樸而難免粗野”。 
      上述種種縣情是擺在康基淵面前的現狀。作為一縣之令,這是他為政之依據、為政之因由,也是他為政嵩縣不能回避的難題。在反復咨詢、調查研究的基礎上,康基淵深思熟慮,多方擘劃,要大刀闊斧地開始行動了。 


      二 

      從乾隆二十九年(1764年)開始施政,到三十二年(1767年)春丁母憂回籍居喪,歷史只給康基淵留下了在嵩縣的三年多時間。在這三年里,康基淵夙興夜寐、宵衣旰食,不畏煩難,矢志如一,堅定地推行他的方略和籌劃。除了改革弊政,厘清弊制,修城垣、繕官舍、明祀典、征錢糧等之外,他集中力量干了四件大事,即興水利、建社學、勸農桑、修縣志。二百多年以后的今天,除了他主持編纂的30卷《嵩縣志》,我們還能看到之外,其它的良法美政已很難見到實物了。但我們仍然可以通過史志資料、民間口碑,感受到他工于謀劃、巧于經營的深遠妙思,感受到他勤于任事、堅韌挺拔的擔當性格,更感受到他遺澤嵩縣、惠及人民的烈烈偉跡。 
      第一,興修水利,開渠灌田。嵩縣的旱災重于水災,汝河、白河穿巒排嶂,在山澗里蜿蜒,兩岸山聚峰峙,田地很少。伊河自崖口以下,兩岸漸多平地,澇則沖刷地土,旱則灌溉乏術。伊河在明嘉靖、隆慶年間,流域內林木茂盛,涵養水源,“城南伊水闊不過百步,盈盈衣帶間,舟楫往來相通也”,也少有潰堤之患。萬歷之后生齒日繁,墾荒伐木,植被漸被破壞,造成了伊河夏秋年年泛溢的現狀。明代治水之法是疏浚河中、加固堤岸、堵塞支流,伊河沿岸曾修有古渠11道,而治水不護渠,大水一下,順渠刷田。特別是沿岸百姓南北筑堤引水溉田,南筑則洪水北趨,北筑則洪水南趨,南北同筑,則河道緊束,兩岸盡潰。 
      康基淵通過勘察,認為伊河防洪、灌溉,既要疏浚得法,又要統一調度,“寬留河身,歲時疏浚,去其壅遏,水有所趨,可不為田患也”。從乾隆二十九年冬到三十年春,利用農事之隙,康基淵組織民眾挑浚古渠11道,新修渠4道,山間可資灌溉泉流修渠12道,疏舊鑿新共27道,灌溉田地62000余畝。河南府派員勘驗詢問,農民說:“從前夏秋收獲,豐年每畝不過七、八斗,自得渠水灌溉,所獲較前加倍,且灌田之余更可灌園,每歲菜蔬尤滋利益”。特別是他開創板閘渠滋利新法,板閘渠引吳村河水,長八里,灌吳村、板閘、橋北三村田地,因渠首、渠尾低,渠中高,共設置三閘,大水來臨關閉首閘以拒洪,遇到天旱關閉尾閘,中間蓄水,調停高下,使三村土地都能均溉,避免了一味加高渠首,洪水泄發沖潰田地的弊端。同時,他還創造性地仿造江南水車,教民眾用水車車水澆灌高處田地。并于莘店、樊上等渠增置水磨,方便群眾磨糧、榨油。 
      第二,興建社學,開發教育。自乾隆二十九年十二月至三十年五月,康基淵運籌經營學校,致力于培養嵩縣人才。書院重在培育科舉人才,社學重在啟蒙教化兒童。他首先經營書院,把鳴皋伊川書院并入縣城樂道書院,改名伊川書院。提高院長修金由八十兩升至一百兩。錄生童三十人,每年每人資助四兩膏費。錄取貧寒學子二十名,按月授課,給膏費二兩,加上其他完糧、贄見、節儀、學夫、工食等費用共需銀二百九十七兩五錢三分。兩書院原學田租銀每年合計二百二十九兩五錢七分五厘,相差銀六十九兩九錢五分五厘,由他從自己的養廉銀中捐助。同時他還捐修學校用房十三間,捐購了《欽定經書性理精義》、《朱子綱目》、《唐宋大家詩文》等書籍,確保了書院的正常教學。 
      其后,康基淵于乾隆三十年正、二、三、五月,著力興建社學。他在給河南府上報的文書中說,“卑職于二十八年十二月抵任后,即留意經畫籌建學舍,俾規模寬大,師生可以容止;俾驟難移易,修脯可以永濟。其學舍一項當查村落零散,難以數村聯為一學,先經隨地相度,采協輿論”。根據全縣保里布局和村落分布,劃分區域,置建了城關、元里、田湖、樊村、鳴皋、新營、莘渠、三涂、德亭、蠻峪、大章、舊縣、湯下、潭頭、樓關、小河、莘樂、寺莊、溫泉、皋南、花廟、燕王、堡南、常峪、汝河、東村、孫店、白河、柳林、高都、趙村、源頭、樊川、石堝等三十四所社學,這些社學或坐落市鎮、或處于村莊較密之處,各隨地宜,斟酌適中,方便了鄉民子弟入學啟蒙。建校房屋或為廟宇空房,或為集資興建,或為個人供房,共計375間,辦學經費為民間無主田、或廢寺廟田、或舊渠墾復之田,租佃收糧折錢,立于各社學名下,定期由保正收交歸官,學校開支統一到縣署報銷。學校統一配發《御纂周易》、《春秋左傳》、《明紀綱目》、《通考詳節》、《欽定詩經》等教材28種,教師延請本縣優秀的舉、貢生員三十四人分別主持,設學夫一名,覓孤獨貧窮的民眾擔任,既資養贍,又能堅守崗位。學校統一規章制度,在各學內供孔子和伊尹、兩程神位,酌定學規十六條,登豎在木板上。各社學統一書寫校名牌,統一立石記碑,敘述辦學經過,闡明辦學之義,使教師知其所以教,學生知其所以學。短短幾個月之內,嵩境四方書聲瑯瑯,書香彌漫,一派清明煦和景象。
      康基淵親自為城關、高都、三涂、舊縣、湯下、白河、溫泉、趙村、源頭、樊村等10個社學題記,刻石立碑。記載各處建學始末,闡明教化的重要,敘述建學的不易,表達追慕先賢、表彰賢良、勖勉后學之義。在《源頭學記》中,他敘述了一件事情—— 
      在商議建源頭社學時,有一個姓魏的書生準備捐出二十余畝業地資助建學,讓一個姓呂的書生向康基淵打招呼。康基淵拒絕了魏生的好意。他對呂生說:“我不答應接受魏生的捐助。好義樂施是我極為尊重愛惜的一種善行,但是建社學是事關長遠的民生大計,需要考慮長遠,緩圖穩進,讓老百姓不因為建校增加負擔而產生惶恐。如果建校的費用都依托在百姓捐助上,這是一種茍且的治行,必然不能長遠。如果魏生能把捐助學校的善行推廣到對待親戚鄰里上,使人人都愛貧惜弱,這才是我建社學、勸教化的本意呵。更何況現在還有一些人不養老、不恤幼,社會上還有很多人需要撫恤呢。”呂生聽了他的一番話,深以為然。后來源頭社學的修膏以絕業地的地租錢為資,足夠敷用,他感嘆道:“好多事情開始未嘗不難而最后未嘗不成(其事未始不難而又未始不成也)”。從中可以看出康基淵求實效、重教化的縝密曲劃和風骨才干。 
      第三、務求民本,植桑種蠶。清乾隆時期,由于社會的持續穩定,自耕農已基本上獲得了遷徒、種植、支配自己的勞動時間和產品,以及占有土地等各種自由權利。佃農在定額租制、押租制和永佃制的推行下,也取得了土地經營的自主權,農民生計漸裕,衣食得到保障,農村生產力有了較大提高。但新的問題隨之出現,康基淵敏銳地看到了這一點,他在《嵩民種田說》中言道:“考三代時,民有常業,其粟米布帛魚肉疏萊,莫非力自致,用錢極少。今則百貨輕重之值皆以錢定,嵩人率耕、讀兩途,士享其租所入,農食其田所出,無他生業也。然以輸貢賦則需錢,以供賓客修六禮則需錢,一切日用蔬菜柴鹽之屬,歲需錢十之五六。”也就是說,家庭貨幣開支要占各項開支的50—60%。所以農民既要“務本”,生產麥、谷、粟以自用;又要種植經濟作物,以“兼權錢幣”。那么結合嵩縣實際,可以種植的經濟作物是哪些呢? 
      康基淵認為,可以種藍靛、桑蠶。“予以為如麥后八分種粟,二分蒔藍,以十畝計,可獲粟二十石,收藍易價。藍后種蔬二畝,所出亦可獲緡錢二十四千文,利反倍多也。”麥子收獲后,80%的地種谷,20%的地種藍,如果按10畝地計算,8畝谷收獲20石,2畝藍收后買出得錢,加上藍后種蔬菜,所得24千文,這樣算來,要比單一種10畝谷得利翻倍。特別是植桑養蠶更是經濟效益極高,他說:“夫衣食者民之命,農桑衣食之源,而不藝桑,非獨女紅曠也。一農耕之,八口群聚,而衣食之謀、生之方資于一途,幾何不貧且病也?予謂種桑之利,小成獲小效,大成獲大效。假種桑一畝,五年后采桑葉二千斤,養蠶十筐,得繭百四十斤,繅絲百余兩,值可十余金,藉其入以供衣服、賦稅、六禮之需,佐農所不逮,孰與夫谷初登而急入市,重受商賈之困,以乏餒其身耶?”這段話通俗地來說,穿衣、吃飯是百姓的根本,植桑種蠶是穿衣、吃飯的來源。如果不種桑,不只是婦女們無事可作,而且一個人種田,八口人吃飯,把謀生都放在種莊稼上,怎么能不貧困呢?假設種桑1畝,5年后采桑葉2000斤,養蠶10筐,得繭140斤,繅絲100余兩,價值10余兩銀。借助所得可以保障家庭的衣服、賦稅、禮儀往來的需要,把種田利少的弊病解決了。這和新谷下來,急著入市祟買,被糧商壓價盤剝,供給家庭乏力相比,哪個更劃得來呢? 
      為了引導民眾植桑養蠶,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康基淵在各里設蠶正、蠶長,明確職責和任務,具體負責宣傳發動、勘劃地塊、技術指導等細務,全縣先后種桑樹10萬余株。嵩縣民眾農業技術落后,傳統耕作觀念積習難改,如果種桑養蠶不被民眾接受,或者種植、飼養不能成功,將長遠影響一個地方的經濟。為此,康基淵親自撰寫《種桑法》、《移桑法》、《壓條法》、《接桑法》,從下桑種、移桑苗、壓桑條、接桑枝等各個工序進行指導,確保植桑能夠順利開展。 
      西南深山區產有野百合,成為當時嵩縣特產貢品,但是野生百合生長太慢,而且連年采挖已近絕跡。各級采買、索要成為群眾的負擔。乾隆二十九年康基淵在城郊李灣,利用普濟堂42畝土地,20畝種百合,20畝地租作為租工報酬,2畝建百合亭。后來又租用周邊185畝地種百合,間植桑樹。當時他把母親迎養到嵩縣,讓母親閑時在百合亭里教城郊婦女種桑養蠶之法,四方的婦女聽說后都趕到這里,學習桑蠶技術。他母親乾隆三十一年去世,前來吊唁的士人、婦女達數千人之多,在百合亭里擺上木制的神位痛哭祭奠。正是由于康基淵的悉心謀劃、全力推動,嵩縣的桑蠶業才得以發展,直到上世紀六十年代,嵩縣車村一帶群眾還有養蠶的習慣。《清史稿》評價康基淵為“循吏”,“在嵩縣植桑教蠶,出絲甲於他邑”。 
      第四,搜羅人才,編纂縣志。嵩縣明代以前據傳有縣志,藏在澤宮,何人、何時編纂,已不可考。明宣德年間(1426年至1435年),邑人胡敏中編有縣志,正德初年(1506年)陸宜春擴編為三卷,直到萬歷丙子年(1576年),縣令李化龍委托退仕家居的王守誠編纂了二卷縣志,是清代之前唯一留存下來的地方史志。康熙癸卯年(1663年)知縣楊厥美、壬申年(1684年)知縣盧志遜先后修志,但體例、紀述都不夠完備。 
      乾隆三十一年(1766年),康基淵在政務之余,召集嵩縣文士商議編纂縣志一事,參考清代理學名臣陸隴其編纂《靈壽縣志》的體例,增刪原有嵩志的內容,編纂了《嵩縣志》,共分沿革表、職官表、貢舉表、兩程世表、沿革、星野、疆域、山川、風俗、城垣、里保、市鎮、公署、河渠、食貨、學校、祀典、戶口、田賦、倉儲、兵防、宅坊亭墓、列傳宦跡、賢哲、忠烈、孝義、治行、藝林、游寓、列女等30卷。康基淵主持編寫的《嵩縣志》,主旨明確,體例完備,考訂縝密,記述詳實,是一本洋洋大觀的嵩縣大全。這本志書不僅記載了歷史沿革、風物民用,而且對錢政管理、水利、農業、教化、軍事都有獨到的見解,對后世具有極大的借鑒意義,現在諸多清史研究者還從《嵩縣志》中闡隱發幽,以資時用。康基淵是抱著民生實用的目的來修志的,他在序中說,“予承乏嵩邑三年,自惟德薄能淺,中夜抱疚,而平時師友所講求,竊愿一見諸行事,以庶幾先生之萬一。故茲之輯志乘,于易所謂言有物、物有序者,恒兢兢焉。剪浮滌濫,期以義法為依歸,至開渠、建學、養蠶、種桑,有關民生利病,與夫因時、因地、因人,行之既有成效者,雖小事必詳。”上官歐陽永裿對縣志的意義有精辟的說明,“喜良有司政成三載,廢則舉而墜則修,偕邑人士考訂全書,目之張而綱之立,山川疆域之沿革,風俗民人之淳漓,田疇學校之井井有條,忠節孝廉之班班可考,是上足以播揚雅化,鼓吹休明,而下足以傳信后來,永垂楷則者矣。” 
      直到今天,我們還要感謝康基淵的《嵩縣志》,從中可以窺見清乾隆時期嵩縣的整體面貌,對于后來者認識嵩縣、研究嵩縣、開發嵩縣提供了珍貴的史料。 
      康基淵在嵩縣期間,謀劃長遠,行事果決,務求實效,政績卓著,得到了清政府的表彰和肯定,得到了人民的愛戴和尊敬。乾隆三十一年因治水、建校功績,受到乾隆皇帝下旨表揚,并交吏部議敘提升。因母喪回籍丁憂,沒有加升。三十四年調任甘肅時,嵩縣民眾在縣城建康公祠來紀念他,生而有祠,可見德政深入民心,恩澤流布四方。光緒三十二年(1906年)續修縣志時,邑人陳煥如用飽含深情的筆墨寫道:“嵩城舊有公祠,四十年前葺而新之,四郊窮黎持數百、數十錢來助者不可以數計,辭之不肯去,真古之遺愛也。煥如生于百年之后,不獲睹公之儀型,然考其治跡,采之父老,景仰謳思,流風如昨。” 


      三 

      乾隆三十四年(1769年)康基淵服闕(居喪結束),調任甘肅鎮原縣,后任蘭皋縣知縣,升肅州牧。四十四年(1779年)任江南廣信府(今江西上饒市)知州,在任時間不長,大約于四十五年(1780年)病逝于任上,終年51歲。這個從山西興縣太行山區走出來的農家子弟,一生宦跡所履,都是老少邊窮地區,“治官事如家事,博求利病”(《清史稿》),關心民瘼,興利除弊,留下了良吏、循吏的聲名。在嵩縣離職后,他的政績仍舊斐然可觀—— 
      在甘肅期間,他不僅興修水利,還組織農民開墾荒地,植樹造林。對于州內的大片荒地和無水久廢的荒田,根據地理位置,劃分成若干個區,然后租給農民耕種,每個區只收租十二石,收獲全歸農民自己。還把一部分交給社學耕種,這樣既發展了生產,又解決了百姓的困難。在郊外的廢灘上,康基淵組織百姓種植了楊樹,凡是鄉堡道旁、村寨周圍,可以種樹的地方都進行種植,共植十萬多株,使城鎮鄉堡到處是樹木相間,郁郁蔥蔥。調離時,肅州民眾數萬人,遮道挽留,建德政坊,把他的主要政績列了十六條,刻石記念。 
      在江西廣信府任職,他修書院、編府志、改陋習,善政很多。特別是廣信一帶重男輕女,女嬰往往被溺死。他出示布告,禁止溺死女嬰。規定凡是接生一個女嬰都一律增補口糧;發現有溺死女嬰者,要當即報官,嚴加處理。每月要把所生育的女嬰人數,列冊上報。并令各地選配一個熱心的婦女專門負責撫養遺棄女嬰,由官府撥給10余畝田地,以資獎勵。用這些辦法,數年內拯救了數千女嬰。 
      康基淵去世后,乾隆五十年(1785年),二哥康基田把他埋葬在黃河之北王屋山下。今天濟源市軹城鎮有康家墳、望墳樓,應該是康基淵的墓地所在。2010年11月,濟源市文物普查隊在軹城鎮任家窯發現康紹鏞(康基淵四子)父母恩爵碑。碑通高約4米,寬1.25米,厚0.315米,清嘉慶二十四年(1819年)用青石雕刻,由碑首、身、座三部分構成。碑首高1.15米,略呈方形,高浮雕纏繞的螭龍,兩后足向上伸至碑額上部,螭爪托起一顆圓寶珠。碑座為龜形,高約0.43米。碑身高2.49米,碑文由漢文、滿文兩種文字刻寫,漢字為楷書。碑文以“奉天承運皇帝制曰”起句,記載依國爵優宗制度,因安徽巡撫兼提督現任廣東巡撫康紹鏞之父康基淵教子有方,封為振威將軍,封康基淵的一房夫人孫氏和二房夫人王氏為一品夫人,又封紹鏞的生母顧氏為一品太夫人,以彰母道賢明。 
      考究康基淵的家世,耕讀門第,書香綿遠,代有人出,頗耐品味。他的先祖是明弘治十五年(1502年)狀元康海,陜西武功人,以詩文名列明“前七子”之一。所著有詩文集《對山集》、雜劇《中山狼》、散曲集《沜東樂府》等。山西興縣康基淵家族在乾嘉時以科舉起家于寒微,康基淵和二哥基田少年受教于同縣的清代名臣孫嘉滏,孫嘉滏是清朝較有影響的政治家,以直言敢諫聞名。乾隆十八年(1753年)因病而死時,乾隆皇帝曾感慨地說:“朝中少一正臣也。”深受孫嘉滏的影響,康氏兄弟發奮讀書,從此康家步入科舉的鼎盛時期。從康基淵開始,二哥康基田、二子康儀鈞、四子康紹鏞先后考中進士,成為“一門四進士”的顯赫家族。特別是《舊典備征》卷四《科舉盛事》記載,山西興縣康基淵五子登科:儀鈞(乾隆戊子舉人)、綸鈞(乾隆丁未進士)、文鐸(嘉慶庚申舉人)、紹鏞(嘉慶己未進士)、維錦(嘉慶庚午舉人)。康氏后人康濘、康際清分別于嘉慶十年(1805年)中三甲第66名、光緒九年(1883年)中三甲第15名。從康基淵開始,康家達官顯宦輩出,政事之余熱心文教,著書立說。康基淵著有《雨圃文鈔》、《幼學蒙求》、《女學纂要》及《嵩縣志》,二哥康基田(1728—1813)中乾隆二十二年進士,乾隆朝先后任江蘇按察使、江南河道總督、安徽巡撫等職,嘉慶朝歷官江蘇巡撫、河東河道總督,以及廣東、江西、江寧布政使。他長期兼任和主管河務,對舊黃河治理有卓越貢獻,所著《河防籌略》與《河渠紀聞》,為中國水利科學重要遺產。還著有《合河紀聞》、《合河方言》和他的《霞蔭堂詩集》與文集。康基淵去世后,康基田為他選塋安葬并悉心培育基淵的五個兒子,使他們全部成才。特別是四子康紹鏞,先后任安徽布政使、安徽巡撫、廣東巡撫、廣西巡撫、湖南巡撫,卓有政績。特別是紹鏞在廣東任上,聘請清代著名學者、文學家李兆洛任教家塾,相繼在廣州、揚州刊印姚鼐《古文辭類纂》、張惠言《七十家賦鈔》、李兆洛《駢體文鈔》等文學選本,由名家編校,成為當時刻書界的盛事,對后世影響極大。 
      康基淵,字靜溪,號雨圃,世稱山右康靜溪先生。他的學問心地,如淵之停蓄,深沉幽邃;他的治術任事如溪之流淌,清澈奔放;他的良法美政如雨之潤澤,施惠長遠。他雖然生在山居貧寒農家,宦于偏僻深遠山區,葬在巍巍高山之下,但他的姓名含水、為政治水、德行若水,如清溪及遠,似江河奔流,在青史上留下了不朽的聲名,在嵩縣大地上得到了永久的頌揚。二百多年后的今天,嵩縣正處在加快發展、跨越提升的關鍵時期,中流擊水,不進則退,這既是千載難逢的大好機遇,又是負重奮進的爬坡階段,特別需要為民務本的求真精神,善于運作的經營理念,雷厲風行的實干作風,干則必成的堅定信念,也許我們能從包括康基淵在內的前賢先輩的治跡風范上,吸取有益的營養,得到有益的借鑒,把我們該做的事情做的更好,讓嵩縣的未來更加燦爛輝煌,讓嵩縣的人民更加幸福美好。 
     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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